近现代以来，安徽人可谓身居庙堂，算策天下，唯独安徽日渐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工业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我对区域发展有个广为流传的“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
江口时代是农耕文明的绝唱，武汉、南昌、南京能成一时之盛，都是占有江口之利。在这个时期，安徽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长江下游的江口文明，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等城市也得到发展；但是，安徽终究没能像湖北那样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棋差一招。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切换到以海口为中心的江海区域，大工业文明拉开了序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海口区域强势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错过机会。
安徽的未来，关键还要看合肥。
如果说过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动式地汇聚全省资源做大做强，那么今天乃至未来的合肥，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应该说，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集全省之力建设一座大城市是明智之举。这种做法也不是安徽首创的。
安徽最早的铁路城市其实是蚌埠，上起天津，穿德州、济南、枣庄、徐州、蚌埠、南京而直至上海的“津浦铁路”，迅速提升了蚌埠在安徽省内的地位。
蚌埠春风得意，合肥则让人心酸。在国家规划“四纵四横”的普铁时代，合肥作为省会却被完美避开。京九线在经过安徽境内阜阳后却突然往西拐了一个弯，拐到了湖北，不再南下合肥。合肥人前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时候，还要从蚌埠转车。
不只合肥受到重创，安庆等安徽主要城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没有铁路主干线的尴尬境地，这也造成了安徽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发展十分迟缓，只能选择强行做大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