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继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之后又一部写透中国国民性的力作。《吾国与吾民》让外国人读懂中国人,《大国大民》让中国人读懂中国人)

文脉与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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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品浙江,我们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着两股力量——浊流与清流。经商是浊流,读书是清流;喻于利是浊流,喻于义是清流。这两股力量或此消彼长,或此起彼落,绵延了上千年。这种纠缠同时塑造了浙江的国民性。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再加上浙江濒海的有利条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很多都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业化更让人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寥寥无几的文化人(如余秋雨先生)还成了被人攻讦的对象。但令人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浙江的过度商业化是不是好事,很难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脉的彻底断绝。浙江的读书人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身;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检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文脉与商脉的纠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表现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龙、梁羽生是中国武侠史上的三大宗师:古龙为酒徒,梁羽生为侠客,只有金庸是货真价实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