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品浙江，我们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着两股力量——浊流与清流。经商是浊流，读书是清流；喻于利是浊流，喻于义是清流。这两股力量或此消彼长，或此起彼落，绵延了上千年。这种纠缠同时塑造了浙江的国民性。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再加上浙江濒海的有利条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很多都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业化更让人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寥寥无几的文化人（如余秋雨先生）还成了被人攻讦的对象。但令人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浙江的过度商业化是不是好事，很难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脉的彻底断绝。浙江的读书人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身；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检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文脉与商脉的纠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表现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龙、梁羽生是中国武侠史上的三大宗师：古龙为酒徒，梁羽生为侠客，只有金庸是货真价实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