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步入盛局，始于宋、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王勃在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时，写下轰动文坛、流传千古的佳作《滕王阁序》，其中对江西极尽溢美之词：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赞美的辞章与其说是对当时江西情况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对几百年后的江西的预言。
宋、明年间，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江西地区，经济富庶、文教发达，尤以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这一连串名字，不仅是江西文学史的主角，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角，至今仍让人生发高山仰止之情。
在名家大师如过江之鲫的背后，是江西文人士子作为集体呈现的精彩演出。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这种某个地区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随即也引发了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南北榜之争”，其背后固然是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垄断科举的不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江西人才之盛到达了顶峰。
在江西内部，以吉安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吉安为庐陵府治）、以抚州为代表的“临川文化”（临川为抚州府治）堪称两大支柱。吉安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慷慨赴死、仗义死节的文天祥正是吉安人。“三千进士”并非虚数：从唐至清，吉安地区前后出了三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状元。明朝年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进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与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