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八十七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第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语重心长地嘱托身旁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还自责地说道：“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不少人也引以为憾，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保守使上海失去了十几年的黄金期。但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座巍峨大厦，上海就是支撑大厦的四梁八柱中最粗那根；当时整座大厦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上海决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邓小平绝对不会选择上海去冒险。
之所以选择福建与广东，道理也很简单：两军交战，排兵布阵，第一排的永远不会是精锐。从古至今，广东一次次扮演先锋军和过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大陆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敌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不时上演着民族间碰撞、斗争与交融的奏鸣曲，而海洋似乎慢慢被遗忘。
但从版图来看，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可能不产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徐福东渡、鉴真过洋、八仙过海、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事迹还是商业贸易，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们文化中的海洋记忆与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