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予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应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中国货币和美元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 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