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观点，并以“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三纲五常。
这套理论的生命力很强，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逐渐成为了汉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成为了文人墨客的精神所在。
无论是李贺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还是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亦或是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都体现着这些思想。
忠君、尊君、侍君，是传统读书人的思想内核！
作为大明帝国的皇帝，朱允炆是接受这种思想的，可没想到，这种思想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副作用，那便是，这些官员在思考、分析、判断问题的时候，第一思维不是考虑这件事对不对，好不好，而是这件事，皇上怎么认为的。
皇上认为不好，他们反对，那是尽忠。
皇上认为好的，他们反对，那也是尽忠。
唯“尽忠”耳。
一些人捧着四书五经，读了几十年，熬成了近视眼，张口闭口便是尽忠事君，可说到具体方法，又是一无是处。
思想僵化，不懂得变通的官员，或许没什么坏处，但肯定也没什么好处。
给他一府一县，十年之后再看，哎，还是那个样子，原地踏步的让人心酸。
这也是朱允炆很想留下道衍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家伙虽然很坏，但却很有眼光，懂得变通，开创性思维很活跃，又是一个善于绝境破局的人才，留给朱棣，实在是浪费了。
“这是什么？”
朱允炆看着马恩慧拿起针线，正在缝制冬衣，不由问道。
马恩慧笑道：“冬日渐冷，臣妾打算给皇上做一件长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