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朱祁铭听人说，陈循给景泰帝上了一道篇幅极长的奏本，其大意是：提督宣府军务的副都御使罗通虽是一介文官，却通晓兵事，才能非他人所能及。京城如腹心，边城如手足，二者之间本就有轻重缓急之分，所以朝廷在使用罗通这样的人才时，应避轻就重，避缓就急，命罗通回京训练京军，方称得上用得其所。还有，杨洪、杨俊父子都是善战之将，其手下都是善战之骑兵，而边城守军重在守城而不是重在野战，故而将杨洪父子统领的善战之兵放在宣府守城，可谓用错了地方，不如让其入京，由石亨会同杨洪、罗通训练京军，三人整训京军一年半载之后，京军必将堪为大用。
这道奏本虽未提及于谦，却很明显的是在迂回排斥于谦，意在废掉于谦京军总督的职权，至少是将于谦的督军之权分散开来，由罗通承接一部分。
大明的官场本就讲求制衡术，而今于谦、石亨权重，朝廷调罗通、杨洪入京分权，这也属官场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景泰帝的视野不太可能与于谦完全重叠，他未加深思熟虑就采纳了陈循这个心腹重臣的建议，封杨洪为昌平侯，敕谕罗通、杨洪、杨俊领军入京。
殊不知，于谦在京营大力选优汰劣，整肃军纪，得罪了多股军方势力，进而招致许多文官非议，景泰帝与陈循如此行事，无异于给不满于谦的人提供了火力支援。更重要的是，京军的“革故鼎新”已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刻，此时分权，因政出多门，京营从此无人能真正主事，革新举措多半会半途而废。
于谦也冤得慌。他只想做个兵部尚书，屡辞少保、总督二职，景泰帝又不准允，他只能身兼数职，在其位嘛，自然要谋其政，于谦可不想尸位素餐。
可是，于谦很想雷厉风行地为大明社稷做些意义深远的大事，无奈大明积弊太重，触及京营各级军官利益时，阻力尚且如此之大，试想，一旦景泰帝站稳脚跟，准备拿吏治开刀时，那番努力将会何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