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大明的铁路大部分都是民间资本参与进行建设与运营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路引制度的取消，再加上铁路运输的安全性与快速性，使得大明百姓无论是进行贸易活动还是出现都很热衷于乘坐这种交通工具。
但是，这些民间资本修建的铁路大部分都是人口稠密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这些地方利润高且修建成本相对降低，使得这些地方在短短数年内就通了数条铁路线甚至铺开成了密集的铁路网。
但是，对于大明帝国而言，铁路的价值不仅仅是给予民经商和生活方便，修建铁路是具有战略价值的。
很多时候，越是往贫穷落后的地方修建铁路，对帝国疆域的稳固越是有利。
而这些地方，因为获取利润空间小，民间资本不愿意参与，只能由帝国朝廷即国家资本出钱修建和运营铁路线。
譬如现在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的铁路线。
只能是大明朝廷自己出钱来修建这样的铁路线，但往西南和西北修铁路不仅仅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更好的技术。
西部地区气候多变且地形又复杂，需要帝国更多的投入才能完成。
这些投入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只要钱砸够了，技术难题和工程进度比较慢的问题都能得以解决。
所以内阁不仅仅要筹集资金准备对交趾的作战，还得筹集自己准备对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
这也就意味着大明的商税依旧不会降低，依旧要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而偏偏在咨议院设立后，杨名深提出的第一提案便是减少商税，理由是帝国自崇祯十七年加高商税以来，商税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当时是因为驱除鞑虏和重振大明而不得不聚财于国而统一天下，但现在帝国承平已久，理应与民休息，加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