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是非决定国运(1/3)
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赴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了，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作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泽东一边，以华北的抗日**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机”（老机会主义）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