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建安七子(1/3)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踉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舞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好、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义，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