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沉不过一秋风——我很赞赏这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1/3)
我很赞赏这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是一秋风”，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与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