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国佛教史(1/3)
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战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1]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2]。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祇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竟无、吕澂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3]，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本章未完，请翻页）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公元1911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4]，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5]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着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6]，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本章未完，请翻页）趋新的一个转折点。1949年，部分佛教僧人到台湾，使佛教在台湾发展起来。计民国肇立至1949年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1949年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7]，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8]。直至僧侣陆续来台后，经过不断的努力，如1948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1953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