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礼赞(1/3)
尽管这一辈子屡犯小人，饱尝其苦，但我还是愿意赞美社会生物链上的这一环节。倘无他们，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活得安生些，但绝对经不起摔打。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
此话说得有点阿Q，然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千万不能由此认为，外国作家铮铮铁骨，坦对死神，中国作家缺乏钙质，贪生怕死；更不能认为，外国作家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视死如归，宁折不弯，是好样的，而中国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就是孬种了。
若这样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好自杀，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实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国作家耐得起磨炼。以茨威格为例，1942年2月23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在绝命书里是这样写的：“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远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其实，在东方人看来，这实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国作家习惯于写检查，写交待，写思想汇报，写交心材料，绝不会写绝命书。
他还特别提到：“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显然，这是一个多谦谦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环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无不历经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挂牌、高帽、牛棚、干校这几部曲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炼狱式的过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够的。再说，他要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更加莫名其妙了，那个与他“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的“沉沦”，那个是他“精神故乡欧洲”的“毁灭”，与远隔重洋的老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关连吗？你逃出来不就为了免得与他们一块儿“沉沦”和“毁灭”吗？那干吗还要为之结束生命嘛！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较真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中国作家，恐怕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