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开车会这么累，”我父亲放下杯子，指着在雨中勉强看得见的城堡，“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山的另一边。在山顶上可以望得见阿尔卑斯山。”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他转过身来，扬起他灰色眼睛上泛灰的眉毛，温和地看着我。
“十四世纪，”我父亲沉思道，“还是十三世纪？对这些中世纪的遗迹我不太了解，不知道它们具体属于哪个世纪。不过我们可以查查导游手册。”
我们坐在临窗的桌旁，喝着柠檬茶，杯子很厚，茶水还很烫人，慢慢就着涂了白色奶油的面包吃沙丁鱼，还吃了几片果子奶油蛋糕。
“我们就吃到这儿吧，”我父亲说。
“等我明天开完了会，我们就能搞清楚。那些塔楼看上去摇摇欲坠，不过谁知道呢。”
他俯身向前，静静地坐着，然后颤抖起来。这个古怪的动作使我立刻警觉起来。如果他真要给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和以往的截然不同。他低着头瞟了我一眼，看上去那么憔悴，那么悲伤，
我吃了一惊。
他把车开进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颇有绅士风度地扶我下了车，他皮手套里的手瘦骨嶙峋。
“住店还早了些。你想不想来杯热茶？”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