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野心都是随着身份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长的。在定襄的时候，李牧打算把酒的价钱定在一坛五钱银子，这是考虑到定襄左近几县的消费水平，这个价位已经是极限了。
但到了长安之后，这么定价肯定是不行了，别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国公府的演武场酿酒的时候，随口问了一下长安的粮价，令他大吃一惊。在定襄时，斗米二十文。但在长安，一斗米要两钱，也就是二百文。这还是粗米的价格，精选米还要更贵，最贵有五钱一斗的。
十倍的差价啊！
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讨教。经过李弼的讲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这十倍的差价，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交通不便，二是边城与都城之间的贫富差过大。
唐朝的物资调动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拿粮食为例。马邑的粮食再便宜，但要运来长安，人吃马嚼，加上路途难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损。而且还要防备路上的匪徒，风险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会选择做这种买卖。西域路上，商人们贩卖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没听说过谁是卖粮食的，因为只有这样，带来的利润才能与付出和风险抵消，有所回报。而且马邑本地种出的粮食，本地人还要消耗，真正富余的粮食也并不多。
再者，长安富庶，马邑贫瘠。财富差也非常巨大，这就如同后世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三线城市一千多，直辖市四五千甚至上万。消费水平也不一样，三线城市牛肉面五元一碗，直辖市的牛肉面，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儿，是一样的道理。
在等待出酒的时候，李牧和李弼还有白闹儿及黄岐一起，趁着空档，商量酒的定价。
黄岐各地经商多年，擅于核算成本，率先发言，道：“现在粮食的市场价，粗粮二钱一斗，精米五钱一斗，我们用来酿造酒的粮食，品质介于两者之间，算作三钱一斗。刚刚投料的时候，我记了数，共投入六十七斗粮，也就是说一次酿造要二十贯钱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