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本该是秘辛的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组织形式不是秘密，组织形式越公开，组织程度反而越严谨。
对多数墨者而来，看到的可能只是今后往来各国的便利。
可对禽滑厘、公造冶这些人而言，看到的是如果再有胜绰这样的人，子墨子也不会等到胜绰三次不义伐鲁后才能知晓。
而对墨子而言，他要考虑的则是这些适所说的秘密墨者，如何才能遵守巨子的命令？如何才能领悟巨子的大义？
竹简时代，言传身教才是传授弟子的唯一方式。
适所说的这种超脱了师徒相传的组织形式，不属于竹简时代，这是墨子必须要考虑的事。
墨子沉默许久，缓缓说了一句话。
“竹简贵而草帛贱；篆文繁而吏书简。贱简二物不出，此事极难。”
竹简时代，最简单粗暴的强国方式，就是数人头的军功爵。一片竹简，写下名字，数着人头，再简单不过。小吏全靠师徒传授，这样才能保证思想上下一致。
墨子考虑的事，自有道理，也自有深度。
在墨子看来，适这个书记，要做的是将墨者精义用简单的文字记在竹简上，再教会墨者那种容易学习书写的文字。
教会了这些，然后才能做以此为基础的剩下的事。否则适要做的这件事便会极难。
适听墨子这样说，也回道：“先生年岁已大。十年太久，应只争朝夕。不通墨者大义的市井任侠，可以先学贱字，先闻粗略之义。日后草帛、吏书满载先生大义，句读标点分隔易懂，并无歧义，无需先生亲讲。”
“一本经，便是一位先生。先生走入经中，化身千万。”
墨子反问道：“可在这之前，又怎么保证那些人了解墨者大义呢？”
“这些人两年面见先生一次，聆听教诲，以免离群而索居，不解大义。学村社，凡墨者什伍一组，巨子若不在，以大义为准，三五人共商大义，符合大义的就做，不符合大义的就不做。先生如有什么新的言语，遣人而去，讲通方回。如此一来，先生身在商丘，不出一年，燕蓟之墨者也能知晓先生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