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