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孙承宗的倒台，朝中的阉党势力似乎已经变得无可匹敌，虽然阉党也是一群彻头彻尾的贪污犯，但黄石不得不承认的是，至少这群贪污犯中的饭桶比例要比东林党低一些。从万历末年开始的烂造制钱行为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朝廷对北方大面积的饥荒也进行了更多的赈灾行动，心不甘、情不愿的地方政府也开始修筑河堤、进行了有限的治水工作。
黄石毫不怀疑，如果是今天大明宝座上坐着的还是朱洪武的话，那么地方官数年来的无所事事肯定会导致大量的人头落地。但可惜当今的大明天子是年轻的天启皇帝，这个二十一岁的孩子对老师、对管家、对大将、对臣子都很厚道，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天启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此时的大明朝廷和地方政府相比天启初年，仍然是一样的贪污腐化，只是稍微做了些早就该作的工作，不那么消极怠工了而已。但这一点点进步就让天启欣喜万分，并因为这些成绩而大大奖赏了内阁，至于在皇帝心中始终以“忠勤有加”形象出现的魏公公，当然也从这些政绩中分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
面对魏忠贤和阉党内阁合作形成的滔天权势，大明终于兴起了一片给魏忠贤立生祠的热潮，这毫无疑问就是各地督抚的政治宣言，当然，是最愚蠢的一种政治宣言，和东林大佬左光斗“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的名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者，来到明末这许多年来，黄石奉行的政策始终是骑墙，既然这是黄石的处世原则，那么生祠就更一定不能去涉及。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黄石很委婉地说道：“吴公公明鉴，末将根本就没有给魏公公立生祠的钱。”
这话让吴穆听得一愣，各地督抚争先为魏忠贤请立生祠，所用的材料自然也都极其考究，无论是沉香木的门槛，还是汉白玉的雕栏，这都不是一点点钱能买下来的。反正就黄石所知，为魏忠贤立生祠的花费还没有在十万两白银以下的，目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生祠的造价也是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价值三十万两白银的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