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五月初，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层在同一天收到了联共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邀请各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一场预定于今年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共同会议。这场会议讨论的内容按照联共通报的说法，将“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的共同未来”，收到消息之后的各国领导人并未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中国的秘密，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莫斯科会议将是中苏两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契机。
在辽宁省穿越之后的这半年时间里，新中国的突然崛起已经让处于冷战初期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相对应的，中国国内的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辽宁省外地区的各种改革与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辽宁省内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完成了重组，工业机器全力开动起来。在不久之后，中国就会产生巨大的工业产能，而这些产能是国内其他地区还不能立刻消化的，因此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非常重要，而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之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将会有求于中国的先进产品。
自从中苏两国的关系在1951年苏共领导层前来中国访问之后迅速变得紧密起来，斯大林本人则已经在辽宁省进行了长时间的疗养，这些变化自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国内外政策。除了斯大林为挽救苏共的沙文主义倾向而作出的自我检讨和领导层清洗之外，苏联对其在东欧地区的盟国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原本东欧诸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就是趁着苏联在二战后期的全面反攻时夺取了本国的政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过程过于容易，政党极度缺乏自主性。二战结束之后这几年时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就是照着苏联领导层的指示建立政权并治理国家，而苏联模式也很快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了水土不服的迹象。不过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顾及这些国家的群众的意见，他们对东欧各国政权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而是一个听话的政府。如果事情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还是会往不可挽救的方向发展，因此斯大林在调整整个苏共的未来战略时，决定赋予这些东欧国家更大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