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初的某一天，苏联乌拉尔军区司令部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名头戴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红军战士的护卫下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路上的苏联军人们频频侧目，NKVD来到军区司令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此时，朱可夫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手上的托卡列夫自动手枪的弹匣压进子弹。朱可夫身上穿戴着熨平的苏联陆军将军制服，四枚“苏联英雄”勋章整齐地排在他的左肩下方。在压好子弹后，朱可夫为已经拆好的手枪的各个零件一一检查并擦好抢油，他很快便把手枪装配完毕，他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并将之放进身前的抽屉里。就在他将一切都准备好后，厚实的红木大门被人礼貌地叩响了。
朱可夫在两天前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是由斯大林亲自发给他的，里面用亲切的口吻提到了斯大林请他“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并准备接受特殊任务。”
在1946年因为斯大林的猜忌被降级流放至此的朱可夫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斯大林准备永绝后患了，毕竟他被流放到乌拉尔军区后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到苏联的高层军事会议里了，此时被斯大林叫到莫斯科去还能有什么好事？
身为一名光荣的苏联红军，朱可夫不能接受自己像十几年前的那些人一样被安上一个奇怪的罪名后遭到秘密处决。内务部的军官如果带来一张逮捕令，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手枪了解自己的生命。
内务部军官在敲门后缓缓推开大门并独自一人带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两名卫兵留在了门外。这让朱可夫暂时松了一口气，如果他不是打算在办公室里枪毙自己的话，不带卫兵进门一般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来拘捕自己的。
“您好，朱可夫同志。”这名少校军官向朱可夫敬了一个军礼，朱可夫起身回敬后两人都坐了下来。军官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并拿出一份文件来，他没有打开文件袋便直接递给了朱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