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始二十四年，中元4362年，西元1665年，赵瀚已经48岁。
钱谦益病逝于家中。
宋应星病危。
庞春来病危。
驻扎北京的后军大都督黄顺，因罹患恶疾而请求回南方养病。胡定贵从沉阳调去北京，接管整个北方军事，后军副都督万斯同升调沉阳。
前一年，全国岁入7960万两（含地方各省截留）。
其中，农业税3479万两（占比43.7%），工商税1735万两（占比21.8%），关税2452万两（占比30.8%），海外领递解中央294万两（占比3.7%）。
不仅是国家财政增多，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十年前，农业税占比60%以上，现在跌了十多个百分点，但农税总额其实是稳步增涨的。
而工商税、关税和海外收入，财政占比都在快速提升，2400多万两的关税实在吓人。
工商税的逐年增涨，得益于蒸汽机推广。纺织、采矿、冶炼等诸多行业，使用蒸汽机越来越频繁。当然，全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也是工商业繁荣的主因之一。
产得多了，必须卖出去。
日本、朝鲜、西域、南洋、东南亚，国际贸易几乎被中国商人垄断。
就连南洋和东南亚的香料，收购渠道都被中国商贾把持，欧洲、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只能从中国商人那里求购转运。赵瀚跟欧洲国家不同，他没有逼迫小国给予专卖权，纯粹是中国商人自己竞争得来。
中国商贾太卷了，不仅跟外商竞争，还要跟自己人竞争，不断提高香料、烟草的收购价，那些小国靠卖土特产赚得更多。
随着印度和美洲市场的开拓，关税再度暴涨，更多工业品输出，尤以纺织品为最。
由于莫卧儿皇帝横征暴敛（把印度教商人当猪宰），再加上中国廉价棉布的冲积，恒河流域的印度传统纺织业，已经实质处于半崩溃状态。奥朗则布登基之后，宗教迫害太过严重，甚至有许多印度教商人，举家逃离莫卧儿国土，搬迁到中国人的港口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