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鼓吹的逻辑，很简单。
即，人吃饭，是因为饿。
而不是喜爱粮食，喜爱到有多少吃多少。
理论上能养活多少人口，只取决于粮食总产量、人口总数、以及人均之后的粮食占有量。
当然，人均，这俩字，有点神奇。
但，至于说，怎么才能让人都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或者说人均有意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理论上，只要人均每年能有500斤粮食，那么谓之《礼记》中的小康，大抵是没问题的。
换言之。
大顺现在往少了说，3亿人口。
理论上，只要年产1500亿斤粮食，在物质基础层面上，已经可以达到《礼记》中构想的小康的状态——毕竟，礼记这玩意儿，是汉代编造的，按照汉代的生产力水平构想的美好未来，基本原始意义就是人吃饱、偶尔有肉吃的水准。
在此基础上，刘钰鼓吹的基石是什么？
即，大顺只要保证能够年产1500亿斤粮食的农业人口，那么理论上，剩下的人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工商业，基本就没啥区别了。
而按照此时农业劳动的极限来计算，保证1500亿斤粮食，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完全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
理论上，如果不考虑天灾、不考虑水旱，按照亩产120斤的大顺加上华北两年三熟、江南一年两熟的理论平均亩产，12亿亩土地基本是可以保证这个产量的。
而按照铁器牛耕时代的家庭最高密集劳动的水准，也就是30亩地一头牛的水准，其实也就需要4000万户农业家庭。
由此推出，理论上，非农业人口是可以超越农业人口的。也即，工商业的发展，是有未来的。
是可以解决颜李学派等复古改革派一直不能解决的幻想——均田的田不够，剩下的人咋办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