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位诏书什么的，此时的皇帝自是不可能去想的。
毕竟现在的大顺看起来正值烈火烹油的盛世，别说听起来吓人的退位诏书，甚至于皇帝还在琢磨着折腾折腾搞个兴周八百年的美梦呢。
至于说继续延续变法、发展工商的构想。
对于大顺朝廷而言，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画条线分开内外，一边小农传统、一边沿海工商。
无非就是，脑子清醒一点，知道哪个是基本盘、哪个只是个财政工具；哪边技能载舟亦可覆舟、哪边则可能是尾大不掉、甚至绑架朝廷而已。
至于说什么叫基本盘。
并不是说，这些人熬熬叫着，坚定支持大顺朝廷、能到王朝末期自己去保卫大顺，才叫基本盘。
而是说，赋税、稳定、劳作、兵员、劳役，这些在统治下可以贡献力量的，才叫基本盘。
对于一个几百年间，只要自耕农稳得住，那么朝廷就盛世；只要自耕农活不下去，朝廷就完犊子的历史而言，到底谁是朝廷的基本盘，朝廷心里是有数的。
可能说，关于小农问题，皇帝所担忧的，和刘钰所但有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形式上，两边又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
在大顺即将开展货币改革的节骨眼上，如何防止“货币易得区”，通过统一的内部市场、统一的货币，以及耕地的自由交易，从而导致出大事这件事上，两边大致都认为是要进行金融管控的。
关于货币改革、以及后续的圣西门主义的银行实业思路，肯定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
以后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有个所谓的“金融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即，资本的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
这三者之间，最多只能选俩，而不可能三个都要。
在大顺的这场货币改革之前，大顺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流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