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家里，我洗了澡躺在**，忽然想起白天对林雾秋说的话，又下床把箱子拖出来，从里面翻出一个旧手机。
当初离开时我只带了一个小行李箱，装着护照和一些现金，还有几件换洗衣服。落地第二天我换了新的手机和电话卡，旧手机丢进床头柜，再也没有打开看过。
我没有什么不能割舍的，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寄人篱下那几年，我受够了来自所谓上流社会的审视和规训，也受够了宋禹川一家的伪善。国外的环境说不上多好，但至少荷兰人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刻入基因，只要遵守公序良俗，没有人在乎我是谁、我怎么活。
对于我的离开，宋家只当是跑丢了一条狗，无人在意。
于是我潇洒快活地过了四年，偶尔快乐，大部分时候颓靡，手头不算富裕，也不至于拮据。
也可以说，我过得不错。
原本我准备过段时间回国把最后剩余的一点杂事处理完就离开再也不回去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宋禹川和林雾秋，又让我想起一些遥远的往事。
我给旧手机充上电，不多久屏幕亮起，开机发现收件箱和通话记录空空****，不知道是没有人联系过我，还是电话和信息储存的时效有限。
我看着屏幕发了一小会呆，想起去年某段时间我曾出于好奇咨询过NVVE安乐死相关的问题，然后发现自己达不到法律允许的标准，既没有身患重病，也没有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
但在那个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
如果说死亡的定义是被遗忘，那么或许我已经死了。
后来我跟我的老师，一个怪诞无厘头的德国小老头聊起这个话题，他既不关心我无缘无故去找NVVE干什么，也不管我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而是两眼放光地拍着手说：“不如把这个想法做成你的学期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