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史皇帝开始回大梁，临走时也对关北，山后一些地区做了重新安排。
向训调回朝中任用，由杨继业担任太原知府兼领猩州，代州等三州军事指挥使。
这个升迁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要奖赏杨继业在此次大战中的功劳，自秦国建立之后，史皇帝一直在有意控制文武官员的权力，不让他们做大。
如杨继业的安排，虽然都是封疆大吏，可相比唐朝中晚期的节度使还是差多了，他有太原的行政权却没有兵权，能掌控猩州，代州边镇兵马，但当地行政权肯定在知州手中。
这样的任命在和平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地方军政权力分开，可在战乱时代却是致命的。
因为战争瞬息万变，讲究的是高效，不能有任何掣肘，如果想在战争上获取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大量军政权力都给领边大将，让他们可以及时决策，不受掣肘，才能击退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汉末有那么军政大权一手的刺史，州牧，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国有那么多地方军政权力一身的节度使。
汉末是因为朝廷无力对抗黄巾起义只能下放军政大权，唐朝中期则是为对抗安史叛军只能下放军政大权，结果都是放下去容易，收回来难，都导致全国藩镇林立，国家分崩离析。
而之前无论是梁、唐、晋、汉、周，还是周边的各个割据政权，都因为周围强敌林立，天下分崩离析，必须保持高度备战状态，所以保留节度使的军政大权，让他们能够随机应变，一人决断来加强军队战斗力。
而中央大国则压力更大，因为北方霸主辽国还虎视眈眈，所以中央既防备藩镇，又根本不敢得罪藩镇，因为还要靠拉拢那些节度使来抵抗辽国。
那时候削藩基本等于找死，好一些的就是边地大将被掣肘，无法阻挡辽军，让辽人南下，坏一些的人家直接反了朝廷，反正这些年都是皇帝轮流做，谁拳头大谁是爷，而更坏的则是直接将那些领兵大将推向敌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