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贺是学堂中最后一个交卷的，考卷一交，他便翻开《四书章句集注》看了起来，《四书章句集注》乃朱熹所作，先《大学》，次《论语》和《孟子》，《中庸》在最后，整本书可以说是十分无聊，不过柳贺手头还有一本《四书大全》，这是永乐时期胡广等人所编，选的是前人解说四书的文章，柳贺对比着看，倒也看得有滋有味。
此刻孙夫子在评鉴诸学童考卷优劣，学堂内寂静无声，正是看书的好机会，柳贺看书快，记内容也快，唯一的问题是，他要如何从理解文义迈入可以破题答卷的程度呢？
通济社学显然只承担着开蒙的责任，孙夫子讲的内容大多比较浅显，他显然也没有往深处讲的意思，如果柳贺想更进一步，恐怕要找一位专精科举的老师。
柳贺并不是突然产生这种想法的，他听纪文选说过，孙夫子会给社学内熟读蒙学的学童教授四书，可内容依然只是墨义，却不讲时文，眼下柳贺已背熟四书，再过些时日应当就能讲四书墨义全部理解。
倒不是说柳贺一定要离开通济社学，只是他未来必然需要一位老师。
到了后世，批判科举的声音太多，加上又有《范进中举》这样的名篇流传，不少人以为科举考出来的都是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但柳贺真正开始学了才发现，科举比他想象中难得多，就拿写时文来说，没有老师教导就很难入门，因而明代士子往往出自富家，寒门中举的例子到中晚明之后越来越少。
而除此之外，有明一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从未变过，乡试和会试每三年考一次，留下《乡试录》和《会试录》若干，柳贺家有一本《大题文府》，其中一句破题就有范例无数。
既不能抄袭前人所作，又要写出自己的优势，在一众考生中脱颖而出，科举的难度比高考可要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