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大明的留都南京，尽管年关将至，可是往日热闹繁华的江边码头此刻却显得萧瑟而又寂静。随着新设的三个钞关开始征税，往日里流畅的沿江航运也跟着停滞了下来。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不交税的商贾们，无不是怨声载道，就连同拿了他们好处的士子们，也是慷慨激昂的指责着朝廷与民争利，指责着钞关“恶吏们”敲骨吸髓的百般盘剥。
如果是在往日，或许士子们的振臂一挥，恐怕早就引起万民响应，进而百姓冲击钞关了，可现在情况却和过去不同，尽管士人们慷慨激昂的呼吁着百姓奋起，为自身的福祉斗争，可是百姓们却大都是一副充耳不闻的模样。
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两个月前，原本只在京城发行的《晨报》在南京开设分社，于南京、苏州、松江等地发行《晨报》，让这一廉价的新闻纸进入了千家万户，进而他们知道，设立钞关征税的原因——百姓种田纳粮就是天经地意，商人无捐不税难道就是“世间公理”，在报纸上的主动宣传下，百姓们自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容易的为人所煽动，甚至于他们也乐意看到“奸商痛哭”。
设立于各地钞关在征税，一文不少的足额征收，奸商们无不是“深受其害”，见煽动民意没了效果，于是他们纷纷找到自家人，请他们在朝中为自己说话，但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变得越发小心谨慎起来。
“钦差大臣遇刺案”这件已经纠缠了整整一个月的大案，现在已经搅动了整个大明，让大明朝堂的局势处于一种前所未来的风波之中，在吕调阳、傅作舟大张旗鼓的不断派出锦衣卫不断拿索人犯的时候，江南士绅无不是变得焦虑不安起来，甚至于就连同钞关税务司新设十六钞关的呈请都没有回绝，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谁都不肯轻易的拿自己的身家做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