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段氏，的确比起其他国家帝君而言似是佛性了许多。既知大势难以扭转，段正兴、高量成也决议降从于齐朝，至此大理境内除了零星不肯归从的部族仍据险抵抗之外，全境也尽皆被纳入齐朝版图。
而萧唐于原本由大理国统辖的云滇之地，川蜀与黔贵西南，乃至后世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越南一些地区的疆域设立路治。对于段正兴乃至大理宗室、各部头人当然也是采取怀柔政策，任从他们回去继续统治原属诸族各部。并设宣慰使司，仍任命段家世代为大理总管，并按明朝时节达到全盛的土司制招抚西南边疆众族领袖能够“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只是自此身份认同归属于中原政权，而不会再是割据分裂出去的单独国家。
土司制起码在恁般时节的确能对中华维持控制西南疆域领土起到十分积极的影响，至于随着时代的推演而终将暴露出的弊端就算以后终究还要采取改土归流等政策加强中央集权，但也不能是现在。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加强中原对这个刚被灭了国的诸族子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扶助，从这个时代开始便尽可能加深西南各部族民的归属认同感，这个过程起码也还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的时间沉淀。
萧唐管不了几百年后的事，可起码有些制度举措已经过了正史的印证，那么如今恁般招抚大理诸族众部，起码大方向还是不会错的。
至于原大理国周边的蒲甘国、安南国、罗斛国、暹国等东南亚诸邦，萧唐也再无意外扩侵攻，而分别派使臣与各国交涉往来。有大理国这个前车之鉴，恐怕蒲甘、罗斛等诸邦也会猜忌齐朝也未尝不会再忽然翻脸发动侵攻，战兢震恐之余也必然不敢妄自引发边境争端。
凭心而论，饶是萧唐尽可能休养生息、充实国库，而降低连年发动国战的频率，可这些年来下来灭金吞宋、覆亡夏国与大理，朝堂中已早出现臣子开始劝谏萧唐不可好大喜功，而关于厌战、反战的意见也当然有他们的道理。毕竟每次战争都难免消耗数额巨大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大批将士也是不可避免的死伤，也终究不可一味的穷兵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