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棉一厂预备成立革命小组的事，很快就在厂里宣传开，宣传单还是章序瑜写的，明确规定革命要符合中央新发放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里头的精神，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搞革命，为了提高门槛，要求入选人员必须是厂里的先进生产分子.劳动模范和出身“红五类”家庭。
齐炜鸣是组长，李柏瑞和工会的孟小蔓担任副组长。
齐炜鸣来问爱立是否要加入的时候，爱立拒绝了，和他道：“师傅，我也不瞒您，我算不上‘红五类’，我妈妈建国前在国统区工作过，我哥哥戴过□□的帽子。我当时能入党，完全是刘书记照顾。”
齐炜鸣点点头，“刘书记确实是个好人，”又问爱立道：“那你有没有推荐的人选？”
爱立倒也没藏着掖着，如实道：“师傅，我们部门的金宜福.林青山都挺好的，他们以前当学徒的时候，都挺不容易，但是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另外，车间工人是不是也要选几个？”
齐炜鸣回道：“当然，工人是主力军，不然大家都不会服气。”他也听出爱立的话音，越是先前在厂里受压迫的，这时候越要抬出来。
这次谈话过后，不到一周，国棉一厂的革命小组就正式成立了。在1967年3月，国棉一厂革委会成立之前，负责领头和维持了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作，齐炜鸣尽可能地将批判控制在对个人品行和业务能力两个方面，严厉禁止了武斗。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大环境对国棉一厂的影响还是挺多，首先是人事调动上的变革，许多人因为出身问题，无法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其次是机构的改革，随着刘葆樑书记被批判以后，党委组织已经完全瘫痪，9月底的时候，爱立又得知工会也要停止一切活动。
这个消息，她是从孟小蔓口里得知的，彼时爱立刚凑了三张布票，拿过来还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