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籍士绅，包括曾经从汝蔡等地短暂侨居南阳、襄阳等地避难的地主缙绅，这些年在京襄（楚山）新政强压下，不仅吐出祖辈所侵占的私田、林场矿山，被迫削减田租，加倍清偿以往逃偷的役赋，在地方上所能享受的优待基本取消，子弟大规模从州县衙门吏员队伍清除出去，更不要说像以往那般肆无忌惮的控制乡野了。
由此也可以想象这些年寓居建邺的南阳籍士绅，内心深处对京襄（楚山）所滋生的怨气、憎恨是何等的深刻。
以往京襄势大鞭长却不及京中，南阳籍士绅在建邺诽谤、诋毁京襄（楚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建继帝在位时，胡楷等人就主张襄阳、南阳两府合并进楚山，以便更好的组织中路防御，却是南阳籍士绅反对最为激烈；在晋庄成等人的暗中怂恿下，一度成百上千士绅聚集到皇宫前叩阍请愿，京襄路的设立最终拖到绍隆二年，却也更彻底的埋下京襄与潜邸系决裂的种子。
在徐怀孤舟赴渡建邺勤王，在牛首山召集义军，并掌握宿卫禁军兵权之后，在建邺的南阳籍士绅虽说对京襄（楚山）的态度有所收敛，有微妙的转变，至少没人再敢在公开场合抨击、诋毁京襄（楚山），但迫不及待巴结过去的，却是极少，更多是跟京襄（楚山）不理不睬，保持距离。
这里面固然有巴结不上的缘故，但更多人自以为是的断定京襄（楚山）只是一时的强势，乃是刚则易折；当然，也不排除读书人的“自傲”以及年深日久的固执偏见与憎恨。
固有的惯性，令寓居建邺的南阳籍士绅更紧密的围绕在晋庄成等人的身边；人心惶惶之际，联系也更为密切。
这也令晋庄成及其子晋玉柱一度以为，只要掌握住南阳籍士绅的人心，他晋家在朝中就还有进退自如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