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持续对外开拓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往来于海陆商道上的外番商人、使者自然是累年增长。几十年积累下来，也使国内定居的外番人群数量变得格外庞大，仅广州府辖境内便有几十万人，而况全国范围。
有这么多外番客，出现番坊街这样专供外来诸邦各国番人居住、经营的场所也并非一件值得奇怪的事。莫说广州府了，就是两京这样的都畿地区都存在番坊。
因此，老皇帝对番禺城内番坊的不满，并不在番坊存在本身，愤怒的原因在于相应管理制度，归根结底，还在广州乃至广南东道地方衙门。
大汉帝国大开方便之门，积极对外交流，欢迎外洋外商前来经商，甚至允许他们长驻。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开放是底线的，有一个尤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一切外番商人宾客，都必须遵从官府管理，接受大汉法律的约束，甚至必须得入乡随俗……
朝廷为此，还专门出台过一套“外番商民管理条制”，其中严格而明确地规定了官府的管理职责以及外番的约束条件。
这分条制，在两京自然是执行得到位的，然而在广州府，情况就不乐观了，不只是执行不力的问题，严重的是在番人管理制度上的缺失。广州官府给境内的外番人等太多自由，到了超过老皇帝心里底线的程度。
老皇帝在行动上支持开放、欢迎外番商贾往来，但从其心底，却始终是防备着的，宽容是其表，猜忌是其里。
尤其是，这些外番商民可不只大汉“老少边穷”地区的蛮夷，还包括诸多连名义上都非大汉统治地区之来人，来源于另外一个文明——
说的就是大食人，广州府偏偏就是帝国当前最大的大食人聚居区，这些人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而来，时间早的更有上两百年历史，在广州落脚生根，在这中央帝国辐射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生存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