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椅背上，任玉的眼神露出追忆的神色。
那是93年的春节，那一年，因为任墨发烧，家里难得没有在春节的时候回北京，往常每年都是在北京过年。
那时候，母亲任元英还不到三十岁，说话做事总是透着一股随意自在的傲气。
父亲周仁此时还只是市政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机关秘书，但家里却住着两套三居室打通的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母亲，或者叫舅舅们出的。
任玉记性很好，尽管当时的他只有五岁，他仍旧记得，那天他带着才三岁不到发着烧的弟弟，偷偷跑出门玩的时候，看见父亲周仁将一叠钱交给了家里的保姆阿姨。
那时的他还不明白，那一叠钱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下午母亲午睡后，保姆阿姨抱着任墨说要出门打针。
待两人出门后，任玉踮着脚踩在小板凳上，从卫生间的窗户看着保姆阿姨抱着任墨去了对面的单元楼，等再次回家的时候，任墨的手背上的确多了一个针眼。
但任玉知道，对面的单元楼没有医院，也没有诊所。
后来没几天，任玉在睡梦中感觉手臂有些疼，悄悄地睁开眼的时候，就瞧见了保姆阿姨在自己手臂上抽血。
小时候任玉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保姆阿姨平时最喜欢自己了，为什么要抽自己的血？
之后更是带着自己和任墨出门，然后消失不见，好在当初有好心人瞧见了，帮忙报警了，警察带着自己两人回去。
之后便时不时传来父亲对母亲的指责，认为她在婚姻之中，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职责，竟然让一个保姆带着两个孩子单独出门。
而母亲则认为父亲的工作根本没有他所表现出的那么忙碌，指责父亲周仁假装加班，实则是在逃避带两个孩子的责任，而且指责明明是父亲说从老家带来的亲戚，可靠，自己才会这样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