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行政区划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但后来深感不便，于是进行了全面改革。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代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中央六部直接联系。
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和直隶州，府以下有县和属州，各州以下有县，形成了一个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大体格局。
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番汉诸军，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另外还有负责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听命于刑部，掌管司法权。
明初设置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三分各省军、政、司法权力的体系，后逐渐被巡抚制度接掌，巡抚成为各省权力统一的最高长官。
在有元一朝，忻州都是被称之为“秀容”的，而废秀容县的原因，据称还与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有关。
据说常遇春少时处境艰难,乞讨来至秀容县,却是受到了非人的冷遇,当成人后兵权在握,再到秀容县时,在昏睡中说了一句“剿杀秀容县”的梦话，部下便不论男女,一齐剿杀。
待常遇春清醒时,秀容县的老百姓已被杀戮大半,常遇春赶紧下令停止剿杀,后来把下令停杀的村子叫作“令归”。
不过，张知秋自己揣度，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恐怕应该还是与白莲教也就是“明教”脱不了瓜葛的。
从元末以来，山西白莲教的影响便相当地深远，曾经有在太原做到参将的教首，常遇春所干的勾当，应该就是这么一次彻底地清剿行动。
忻州之前曾经已经有一年都没有知州到任了，原本上任知州任期将满之际，继任官员便一直有些难产，问题据说却是卡在了京师地吏部。
不过，当数月前蛮族突然由大同寇边，并且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地血洗了定襄县城之后，这个原本是香饽饽地忻州，却是骤然间变成了一个大凶之地，那个原本已然内定要上任的知州大人，当即便重病不能理事，并且已经向吏部递交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