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行政区划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但后来深感不便,于是进行了全面改革。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代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中央六部直接联系。
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和直隶州,府以下有县和属州,各州以下有县,形成了一个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大体格局。
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番汉诸军,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另外还有负责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听命于刑部,掌管司法权。
明初设置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三分各省军、政、司法权力的体系,后逐渐被巡抚制度接掌,巡抚成为各省权力统一的最高长官。
在有元一朝,忻州都是被称之为“秀容”的,而废秀容县的原因,据称还与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有关。
据说常遇春少时处境艰难,乞讨来至秀容县,却是受到了非人的冷遇,当成人后兵权在握,再到秀容县时,在昏睡中说了一句“剿杀秀容县”的梦话,部下便不论男女,一齐剿杀。
待常遇春清醒时,秀容县的老百姓已被杀戮大半,常遇春赶紧下令停止剿杀,后来把下令停杀的村子叫作“令归”。
不过,张知秋自己揣度,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恐怕应该还是与白莲教也就是“明教”脱不了瓜葛的。
从元末以来,山西白莲教的影响便相当地深远,曾经有在太原做到参将的教首,常遇春所干的勾当,应该就是这么一次彻底地清剿行动。
忻州之前曾经已经有一年都没有知州到任了,原本上任知州任期将满之际,继任官员便一直有些难产,问题据说却是卡在了京师地吏部。
不过,当数月前蛮族突然由大同寇边,并且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地血洗了定襄县城之后,这个原本是香饽饽地忻州,却是骤然间变成了一个大凶之地,那个原本已然内定要上任的知州大人,当即便重病不能理事,并且已经向吏部递交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