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对外国策的讨论，最后还是以大都督府的一封建议书终结。
苏泽支持沈一贯提出的“通航自由”和“门户开放”两条国策，但是对“民族自决”持有保留态度。
按照苏泽的说法，如果同意民族自决，反而会导致中原帝国对于周围国家统治的正义性危机，在对外国家政策上，一定要做到内外一视同仁才行。
“通航自由”和“门户开放”，东南自己也会维持，这样做也是维护东南利益最大化的，通过自己切身能够完成，而达到让对方也接受的程度。
但是中原也面临各种少数族群的问题，提倡民族自决就变成了一件双标的问题。
不过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也被苏泽提出来，如今行人司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次制宪会议上就有可能讨论成立一个独立的，负责宗藩关系和外交关系的部门了。
不过这两条国策，也被苏泽认定为要求在所有东南已有朝贡体系内的国家，都必须要遵守的政策。
这场会议之后，苏泽接见了暹罗的使者。
暹罗使者名为郑必诺，是一位年长的学者，也是如今暹罗国主的宫廷教师。
郑必诺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另一半据说来自于一位天竺的贵女。
在东南亚诸国中，郑必诺这样的人，几乎就是东南亚国度本身的基因。
一方面他们受到中原大国的影响颇深，几乎都会加入到朝贡体系中，也会学习中原的文化。
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天竺文明的影响，在高棉的开创者血统中，也有一半来自于天竺的贵女，这也是他们文化基因的另一半。
郑必诺是一位对中原文明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所以才被暹罗国主委派朝觐这个新晋的中原霸主。
郑必诺熟读经典，但是在这里旅行中也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他从暹罗出发，先是停靠了几个安南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