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工矿企业的原材料、工资、税收等开支飞涨，维持生产周转所需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大，即使千方百计筹得一点流动资金生产出产品来，出卖后所得货款也远不足以买回产品的原材料。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商业投机获利大于产业利润和银行利息，银行家便把资金转向商业投机而减少对工业的放款，工业企业的资金贷款来源困难，生产也就无法进行了。雪上加霜的是国民政府的物价统制政策，按这个规定，加工每包纱一万两千元、每匹布四百二十元，但实际上工厂完成加工，前者至少要一万五千元，后者要七百六十元才能保本。这样，每生产一包纱就亏三千元，每匹布亏三百四十元。真是做的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平价的煤、原料、米和定货单都给了官僚资本企业，民营企业不在照顾之内，原本华宜农还能走走关系，但华连智投敌则彻底堵塞了各种渠道，过去一些常来往的官员及客户都避而远之，各个部门层层剥削起华家企业更是肆无忌惮。华宜农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徒劳无功，反而受尽奚落和冷眼，病情愈加沉重，企业也面临倒闭。
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华连智变节消息的就是华连信了。
华连信是在延安学习结束后返回山东的途中，经过晋东南的四山抗日纵队时，通过他们缴获的敌人报纸得知华连智投敌变节的，此时已经是1942年暮春季节。当时抗日根据地与外界信息交流很少，敌方的报纸是了解外界信息的一个渠道，有的新闻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一些指挥员有收集敌人报纸的习惯。
华连信看到这消息后，又是吃惊，又是伤心，回想起二哥过去慷慨激昂的呐喊抗日、带领青年服务团奔波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一时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通篇看下来，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看到报纸上华连智和鬼子军官握手的照片，虽然鬼子军官的面目做了模糊处理看不清楚，但二哥那神态自若的模样却是一清二楚，他气得把报纸撕了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