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绍镛自然清楚阮元心意，也对阮元笑道：“恩师之言，真是羞煞我等了，恩师之作，若是还算不上沉思翰藻，那我们这些学生寻常文作，又算得上什么呢？老师，您所言不错，学生这就将老师文稿抄录几份，送到京城和杭州，给其他同门看看，或许老师可以流传之作其实有不少呢？还有，老师，您可想过这文集之名啊？”
“我所学之根本，在于‘经’之一道，说经之文，虽不得与先贤相比，终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乃是最为纯实可信之言。所以我倒是有个名字，就叫《揅经室集》，如何？若是如此，后世学人，也自当清楚我治学行文，其大端仍在‘实事求是’之义了。”阮元沉吟半晌，也向各人答道。
“《揅经室集》，哈哈，果然是老师的文集啊。”康绍镛等人也一并赞叹道。很快，阮元刊修文集之事，便在一众弟子之间流传开来，而后盛情致贺，甚至亲为阮元文集作序之人，均自不计其数。
虽然张熙和阮安的相继去世，为阮家带来了一层阴霾，可至少在道光元年，道光对阮元的信任尚不逊于嘉庆之时。这一年康绍镛一度入朝觐见道光，粤海关监督达三一度遭遇家中丧事，太平关、学署等处亦自有故不能实任，阮元遂为之兼署公务。一年之内，阮元先后署任广东巡抚、两广盐政、广东学政、粤海关监督、太平关税务五个职位，加上两广总督本职，阮元在一年内兼领六处官印，是故道光元年年末，当阮福幼子阮恩光出生时，阮元便为他取小名“六印”，以纪念自己一年佩六印之事。
而直到道光二年正月，达三仍然在丁忧之中，阮元尚需继续办理粤海关之事，阮安去世的悲痛渐渐消散之际，阮元也重新规划起了清剿鸦片的相关事宜。既然督抚藩臬、驻防将军、粤海关各处，此时已然可以戮力同心，共同行事，那么最后的收网活动，想来已是计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