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陶澍也向蒋攸铦劝道：“还有，中堂的身体怎么了？下官看着，中堂如今颇有不适之状，若是盐务之事另有不便办理之处，不如下官……”
“云汀，你就放心吧。”蒋攸铦却摇了摇头，向陶澍道：“这黄玉林的事，我不是说了吗？他手下人众多少，平日居处如何，我一清二楚，只要他有不轨之心，我当即便可将他捕拿，你又有何可以担忧的啊？我的身体嘛，不过偶感风寒，不碍事的。还是说……云汀，你觉得两淮盐务十年不振，其中关键并不在私盐吗？”
“这……下官不敢多言。”陶澍对盐务之事涉足不多，是以不敢在蒋攸铦面前多加言语。
“也罢，私盐的事，咱们能办，就给办了。但私盐后面……那边的事，云汀，你不便涉足，或者说就连我也不便涉足。若是你贸然行事，我怕……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朝廷社稷的根本之事啊？其间利弊祸福，你……你心里要有数啊？”蒋攸铦说到这里，却也是语重心长，生怕陶澍贸然行事，竟然不知朝廷利弊所在，犯下大错。
“这……下官知道了。”陶澍也只好如此答允道。
次日陶澍便拜别了蒋攸铦，回归苏州去了。只是到了这时，陶澍却也清楚，两淮盐务之上的阴霾，其实并未散去。
道光九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云南也是如此，阮元这一年来除了阅兵、捕盗，同样没有遭遇任何要事，一年下来大体尚属清闲。道光九年年末，严杰等广东旧属终于完成了《皇清经解》的刊刻事宜，并将一千四百卷《皇清经解》运送到了昆明。阮元眼看有清一朝六代学人治学之书，如今尽数得以刊刻，留存于世，心中自也激动不已。岁末之日，阮元亲自在督院之中，经解之侧供上了钱大昕、邵晋涵、武亿、孙星衍、汪中、焦循各人灵位，亲为祭奠，言及诸人治学之作，今当永世不朽，以慰各人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