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时，陈琳的伐曹檄文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反映的是儒家豪族对曹操重法术的看法，好法术可以说是曹操鄙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
可见，以重刑罚为特色的社会治理虽然不过是曹操在汉末重建统一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并被名士郭嘉看作是“治胜”之表现者，却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很大程度上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此外，严格推行节俭可以说是曹操施政中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又一行为。
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崇尚奢华生活，主张锦衣玉食、鼎食钟鸣和曼妙歌舞，因此在两汉特别是东汉，奢华生活几乎成为贵族社会普遍习俗。
而这种习俗到东汉后期是愈演愈烈，至于“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
曹操执政后对此予以大力纠正，不但身行节约，还以崔琰、毛玠“典选举”，在官吏间普遍推行节俭之风，由此扭转奢华风习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
但曹操所为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重礼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违背，且在政策执行中又稍显矫枉过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谏说：“……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
而一些贵族士大夫也并没有完全依照执行，可见，曹操的节俭思想是为汉末儒学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对的。
在他们眼里，曹操对节俭政策的严格推行无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执政后，曹操的那种严格节俭思想便在儒学世家大族施治思想里渐消解于无形。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