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刺史在个人操守方面非常接触，典型的有书生意气有君子德行有实干精神却不古板迂腐的理想级别的古人。
然而即便是他，也很难跳出古代王朝的体系范式。
他能提出税制改革，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抚民责任和为君王驱使的责任结合到了一起，并非是他看出了现行经济制度的弊端。
他希望李咎帮忙解答他的关于海贸和种植业的矛盾方面的疑惑，也并非是出自对社会经济的通盘思考，而是这个矛盾已经干扰了他贯彻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夙愿的实现。
不过他能看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他提出的税制改革，以及这份他想不明白哪里有问题的奏疏，都证明着夏刺史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单看他的这份敏锐，足可算得上是社会经济学、政治学领域里的天才。
李咎不吝啬笔墨，夏刺史来信有三四十页，他用七十多页纸回答了关于经济驱动和社会驱动方面的问题，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建模和权力系统模型被写得明明白白。李咎相信夏刺史只是卡在了瓶颈，他给夏刺史提供这个推力，夏刺史应该能自己跳出窠臼，走向更远大的世界。
不过这些解决不了今年就已经在发生的，为了绕开税收政策的民间自发的“走私”行为。
就算是千百年后，打击走私也依然是一个国家的日常要务。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船舶的动向、物品的来去都更好追踪溯源，如此尚且不能把走私彻底制住，大雍就更别想。
但是明知道做不到最好，并不代表就得躺平。做不到一百分、八十分，做个三十分、四十分，那也是分数。如果每一分代表一份钱，官府就更有动力去打击走私了。
至于怎么打击……李咎也就能从技术站紧张的资源里拨出去一些，让夏刺史再承担一部分成本，一起开发用于海上巡逻的船只。要求是动力足又平稳，蒸汽机和将来的内燃机动力绝对合格，是个不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