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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湘东独立师的遭遇，“红七军”也经历过，而且比湘东独立师还要惨。因为湘赣边离红一方面军近，大部分干部与毛泽东一起共过事，容易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但“红七军”远在广西的山坳里，那些个带了中央指令下去的特派员，便大权在握，“拿了鸡毛当令箭”，没人敢违抗“圣旨”。
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以中共中央名义居高临下，给红一军团的朱德和毛泽东下命令攻打南昌，令红三军团彭德怀去攻打武汉，全国各地的红军都派出中央特使带去命令，一律攻打大城市，来夺取一省或数省之胜利。彭德怀站在京广线上，面对浩瀚的长江徘徊了一阵，实在是无计可施，便返回身去打长沙，倒歪打正着。7月27日，长沙城还真让他这个“彭猛子”打下来了。可只守了7天，就被国民党中央军的围攻和英帝国主义炮舰轰了出来。李立三头脑发热，命令刚刚组建的一方面军再攻，同时向全国各根据地发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总动员令。可这回长沙城变成了铜墙铁壁，再也啃不动。毛泽东见敌我双方在长沙城下打成胶着状态，心急如焚，极力说服彭德怀，从长沙撤了回来，回师吉安才多多少少挽回了点损失。
1930年9月24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宣告下台后，带着苏联妻子李莎去了苏联。可此时，带着他的错误命令去找“红七军”的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还在路上，几天后才找到这支部队。这就注定了，这支刚刚从山坳里杀出的幼小红色武装，不得不经历一番脱胎换骨般的“凤凰涅槃”。
“红七军”的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邓斌同张云逸、叶季壮等争取了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并率领其属下的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一部以及后改编的第八大队全部和第五大队第五营，加上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共计2800余人，在百色地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