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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参加生产整风,谭友林的信念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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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云没有想错。1941年春天,谭友林确实到了延安。在这之前,谭友林一直在豫东大地上与敌人厮杀。只有躺进延安的窑洞里,身心疲惫的谭友林才真正松弛下来。

谭友林后来用两句话概括延安的生活:白天搞运动,晚上想战友。至于想哪些战友,谭友林没有明说。他不愿意把内心儿女情长的秘密向人展示,也不想让沙市码头的吻别分散他参加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精力。

谭友林一直认为,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是孕育延安精神的母体,是中共光辉历史彩练上两颗璀璨绚烂的明珠。生产运动为延安人强筋壮骨,整风运动为延安人坚定方向。谭友林有幸成为两大运动的亲历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以其主要力量,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同时对国民党实行分化诱降。受此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把“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这时候国民党即将掀起的第二次反共**,已经箭在弦上。

为配合其反共政策需要,国民党加强对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其中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即达30多万。蒋介石还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挑起的摩擦事件就达几十起。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1941年边区财政亏空高达567.2万余元。

60多年后的秋天,谭友林同几位在301医院住院的老战友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异口同声地认为:生产运动是被蒋介石“困死延安”的阴谋逼出来的;整风运动是被脱离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