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云没有想错。1941年春天，谭友林确实到了延安。在这之前，谭友林一直在豫东大地上与敌人厮杀。只有躺进延安的窑洞里，身心疲惫的谭友林才真正松弛下来。
谭友林后来用两句话概括延安的生活：白天搞运动，晚上想战友。至于想哪些战友，谭友林没有明说。他不愿意把内心儿女情长的秘密向人展示，也不想让沙市码头的吻别分散他参加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精力。
谭友林一直认为，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是孕育延安精神的母体，是中共光辉历史彩练上两颗璀璨绚烂的明珠。生产运动为延安人强筋壮骨，整风运动为延安人坚定方向。谭友林有幸成为两大运动的亲历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以其主要力量，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同时对国民党实行分化诱降。受此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把“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这时候国民党即将掀起的第二次反共**，已经箭在弦上。
为配合其反共政策需要，国民党加强对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其中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即达30多万。蒋介石还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挑起的摩擦事件就达几十起。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1941年边区财政亏空高达567．2万余元。
60多年后的秋天，谭友林同几位在301医院住院的老战友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异口同声地认为：生产运动是被蒋介石“困死延安”的阴谋逼出来的；整风运动是被脱离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