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是一个国学造诣精深、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开明皇帝。他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区别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甲午战败后，又接连发生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等事件，光绪“怒甚”，更加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典“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⒅因此，当御史王鹏运于1898年2月15日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光绪帝立即谕令总理衙门：“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可是，刚毅、荣禄等把持的总署，却以“事属创造，筹划匪易”为借口，久拖不办。
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拥有“事权”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进行维新变法，以求自强：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军机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明确提出创建京师大学堂，并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加论述，具体部署。实际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摆在了“天字第一号”工程的高度，意义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