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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政第一大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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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是一个国学造诣精深、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开明皇帝。他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区别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甲午战败后,又接连发生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等事件,光绪“怒甚”,更加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典“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⒅因此,当御史王鹏运于1898年2月15日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光绪帝立即谕令总理衙门:“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可是,刚毅、荣禄等把持的总署,却以“事属创造,筹划匪易”为借口,久拖不办。

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拥有“事权”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进行维新变法,以求自强: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军机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明确提出创建京师大学堂,并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加论述,具体部署。实际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摆在了“天字第一号”工程的高度,意义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