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事变后，慈禧“罢新法，悉复旧制”，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后来陆续招生，到了1899年5月，学生已有218人。许德珩在《北京大学校史·序》中指出：“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⒆京师大学堂的幸存、发展，是戊戌变法的一大重要成果。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怎能一口认定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我认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而已，应该用“夭折说”取代“失败说”。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夭折不也是一种失败吗？的确，总体来说，夭折也是一种失败，但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在程度上有大小、轻重之别。就像古人对疾病一词所作的解释那样，“疾”也是一种病，可是，“疾”是小恙，而“病”才是比较严重的病痛。同样，在史学研究中，“志”与“传”、“年谱”与“年表”、“正史”与“野史”等，都有着本质区别；在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代表着不同时代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从本质上来看，都属于诗歌体裁。为什么要分别以唐诗、宋词、元曲加以命名呢？道理很简单，三者在写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特点。这并非咬文嚼字，不同的命名，说明了认识的深化和清晰。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真。那种葫芦绞茄子、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研究，只能说明研究者的理论肤浅和思维混乱。
正因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所以，京师大学堂创建成功之后，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一所大学的应有分量。
其一，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而且还是统管全国新式学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⒇“维新变法运动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维新教育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进展，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创立阶段，设置专职教育行政官吏也从此开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