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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百年谎言相继被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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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机,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做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的宋版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要书,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的深入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签名公车80人。而且,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惟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其原因是,康记“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两个月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并未送达的康记“公车上书”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后来,康有为还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姜鸣不禁惊叹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失,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