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机，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做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的宋版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要书，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的深入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签名公车80人。而且，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惟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其原因是，康记“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两个月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并未送达的康记“公车上书”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后来，康有为还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姜鸣不禁惊叹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失，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