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夭折后，京师大学堂为何幸存？后人提出了多种解释，有的说“萌芽早，得不废”；有的认为“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可谓‘老谋深算’了”。
我认为，这些解释都站不住脚。
事实上，慈禧太后复辟后，刚毅、徐桐等守旧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里。丁韪良在《北京围城》一书中回忆说，闻讯之后，他就去拜见太后宠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一文中披露，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有“赖荣文忠(荣禄)调护”。2003年7月，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中断言：“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
这些论据零零散散，但一斑可窥全豹。经过研究，我推测，京师大学堂侥幸存活，极有可能是孙家鼐面授机宜，请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出面游说荣禄“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荣禄进而说服慈禧手下留情，以免引发国际纠纷。理由如下：
丁韪良是孙家鼐亲自聘任的西学总教习，也是其直接下级。1898年8月9日，孙家鼐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奏报：“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并当面请求皇上赏给丁韪良二品顶戴。光绪帝当即批准。
丁韪良受聘后，其教学水平受到意大利、德国等驻华使节的质疑。9月23日，意大利驻华公使专门给总署发来一个措辞严厉的《照会》：“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接到总署转来的《照会》时，戊戌事变一经发生，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在个人吉凶未卜的情况下，孙家鼐义正辞严地答复：“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贵衙门何以应之？”这一答复，既捍卫了中国主权，也维护了丁韪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