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36年的交集中，孙家鼐与翁同龢不仅同朝为官，而且同为帝师，长期在一个地方办公，当时，“维时冲人践祚，母后临朝，强敌凭陵，国势渐弱，士大夫言变法，新旧交争，渐成门户之见。”⒄他俩非但没有成为“政敌”，反而建立了深厚友谊。无论是放在晚清政坛，乃至于放在古今政坛上，都是堪称人间佳话。
一、交往频繁
翁同龢酷爱记《日记》。从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开始，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一周后，翁同龢逝世)，46年间，几乎是寒暑无阻，逐日记录，留下了丰富史料，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在《日记》中，翁同龢不仅记录当日天气、朝廷大事、读书心得等，还记录了与亲友、同僚的交往。其中，记载孙家鼐高达800余次，有时，一年交际就有三四十次之多。
《清史稿·列传·孙家鼐》记载，“家鼐简约敛退，……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是个不爱交际、不**际的官员。他一生能与翁同龢交往如此频繁，充分证明，两个人的交情非同一般。
二、经常推杯换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是通过聚餐这个平台进行的。能吃到一块，才有可能说到一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而能说到一块，才会好到一块。对此，《翁同龢日记》中几乎每年都有比较详细地记录：
1879年5月11日，“邀请岑彦卿小饮，孙燮臣、徐颂阁等作陪。”⒅
1891年2月20日（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晴，极暖，午后阴。……（翁同龢）“是日邀请数客，申初坐待福相至，酉正毕，谈至戌正罢，肴尚佳。（参加者）李中堂（兰孙）、福中堂（箴亭）、麟冢宰（芝庵）、豫大臣（锡之）、孙总宪（燮臣）、徐侍郎（颂阁）”。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