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董作宾在安阳发掘工地，脚下是“杀人殉葬坑”现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十五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限于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三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刘家庄北地等八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已被学术界广为所知的是，殷墟的发掘，肇始于对甲骨文的辨识和释读，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事实上，早在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就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系统研究，并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董作宾指出，甲骨文在两百余年间，“经过了七世十一王，这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必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而断代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他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增高，由笼统的殷人两百年间的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断代之法，应从各方面观察而求其会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数种：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项；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