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学科，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本课题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铜器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传统，早在秦汉已开始萌芽，此后渐成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自宋以来名家辈出，如刘敞、吕大临、薛尚功、阮元、吴大瀓等，都在这门学问中颇有建树。尤其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青铜器著录的典范。这部完成于1092年的《考古图》，其成就正如现代考古学家李济所言：“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楼彝器款识》插图
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式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饰。”这部流传后世并备受推崇的《考古图》，其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搜集、研究的一个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与方法上的不足。由于流传的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是偶然发现或者盗掘所出，没有明确的出土记载，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时，古代的金石学家始终是因袭旧习，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无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误以为缺少价值而遭到弃置。尤为严重的是，“对于原始资料审订的工作及取得手续，这八百年来的古器物学家没有充分地注意”（李济语）。同时，他们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团混沌。所以，“当金石学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是日暮途穷，需要新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