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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随博弈后的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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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伐随并与随“求成”之事发生在熊通三十五年,熊通得到周王室拒绝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消息并大怒是三十七年,这个时间跨度看起来是三个年头,若掐头去尾,真正的时间是一年半左右。按照当时的办事效率,时间并不算长,应在情理之中。只是熊通一听这个消息,顿感失了面子,于盛怒中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命手下弄了一个武王的帽子戴在头上,关起门来在群臣百姓面前有模有样地称起王来,从而开创了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这个时候的“蛮夷”熊通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个赌气式的做法引发的直接后果是,中原各路诸侯也纷纷效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或明或暗地称王称霸。面对礼崩乐坏的天下大势,已经极度衰微、徒有一个空架子的周王室莫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礼制像决堤之水**,永不回头。

司马迁只说熊通因怒而称王,与随人盟而去,没有说明因何而与随盟,倒是前辈史家左丘明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左传·桓公八年》载: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当熊通这厮关起家门自称武王之时,随国的少师明显见宠于随侯的情形被楚国侦知,对少师其人深为了解的楚国大夫斗伯比认为随国有隙可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主张再次出兵伐随。武王认为有理,只是需要找到一个借口才能兴师动众,出兵北伐,否则不便向国外诸侯与国内的民众交代。这年夏天,楚武王邀请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诸侯到沈鹿(今湖北省钟祥市东)会盟,在受邀者之中,唯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国离沈鹿较远,尚属情有可原,随国离沈鹿并不远,随侯却拒不到会,分明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同时也有藐视楚国实力的意味,这一公然做法在令武王大感不爽的同时,也为楚国出兵找到了借口。武王熊通一面派章去责备教训黄国国君,一面下令兴师伐随。早有准备的楚军闻令而动,很快抵达汉、淮之间,对随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季梁献计随侯不要急于应战,应按兵不动,先卑辞求和,待求和不成后再下令拼死一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随国军队将士才会意识到,欲求生,唯有死战到底,别无他路可走。有了这样的意识和觉悟,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也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这一谋略与后来鲁齐长勺之战中曹刿的战略战术如出一辙,而许多年后的兵圣孙武则把这一军事思想加以提炼升华,成为兵家圣典。孙子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兵法·九地》)。非常不幸的是,在随侯面前日渐得宠、骄横跋扈的少师自感腰杆已硬,不把季梁放在眼里,并公开与之大唱反调,力主速战速决。老朽随侯稀里糊涂地认为少师之言有理,遂不顾季梁的谏阻,强行引兵迎击楚师。两军在一个叫速杞的地方相遇,各自排兵布阵,准备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