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李侍尧案，对和珅仕途的发展影响极大，一方面它吸引着和珅放下一切包袱，向贪官之路大步迈进；另一方面，乾隆也愈加看重他，给予他更多的职权。
乾隆一生抱负极大，不仅想要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自己能够永垂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 “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自认为自己的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世无双，于是就想在“立言”上作些文章。
这也难怪，盛世必修典，自古以来概莫能外，宋朝有 《资治通鉴》，明朝有 《永乐大典》，清朝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人民生活相对富足，乾隆的励精图治更是将大清盛世推向了巅峰，坐在峰顶的乾隆向下俯瞰，自然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乾隆宣布成立四库全书馆，其任务是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著作全部辑录在一起，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馆中光是负责抄录的工作人员就多达数千人。
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和珅从云南办理李侍尧案回京后，乾隆任命他为四库全书馆总裁。四库全书馆总裁需要对书籍的入选、版本择定等一系列事务做出决定，只有饱读诗书、精通经史的大学者才足以胜任。
以和珅的学问，显然无法担当这么重大的职责，所幸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 《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把它当作在位期间的一桩大事。因此，和珅投入了大量精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副总裁在一旁协助。
《四库全书》历时十余年而成。和珅出任四库全书馆总裁时，四库全书馆这部文化机器已经运行多年，和珅在收尾阶段上任，无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上任伊始，和珅便召集全馆人员开会，勉励馆里的学士们加班加点，争取短时间内完成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